一、文學輿圖畢竟能告知我們什么？
一張或幾張、良多張文學輿圖畢竟能告知我們什么？想到這個題目的時辰，我老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已經講述過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的配角，是從小在法屬西非地域長年夜、后移居美國成為有名演員的莫杜普親王（Prince Modupe），在他的自傳《我曾是一蠻橫人》（I Was a Savage）中，曾回想到本身在上學時學會看輿圖，然后將一張河道輿圖帶回村里的非凡經過的事況。由於那張輿圖，繪制的恰是他父親經商多年、經常顛末的一條年夜河。但面臨輿圖，父親的反映讓人頗感不測：
我的父親以為，這都是癡心妄想。他拒不認可這就是他在波馬柯度過的那條河，他說那里的河水不外一人深。他也不認可遼闊的尼日爾河三角洲犬牙交錯的河網，如圖所示。用英里盤算的間隔，對他來說毫有意義……他說，簡言之，輿圖滿是謠言。從他措辭的口氣入耳得出來，我沖犯了他，但我是怎么沖犯的，那時卻不睬解。傷了情感的工具，是不會浮現在輿圖上的。對一個處所的本相的掌握，只動力于你在此地領會到的歡喜和苦楚。他用忠言的口吻對我說，最好不要對輿圖之類的、任何不適當的工具，寄予信賴之情……此刻我剛剛清楚——可那時并不了解，我彈指一揮、虛晃幾下、就橫掃萬萬里的作法，抬高了他徒步跋涉、疲乏不勝、親身測量過的間隔。我用輿圖高談闊論，抹往了他負荷重物、汗流浹背、奔走風塵的主要意義。[1]
輿圖，作為一種可以直不雅地浮現言語無法表達的視覺信息、空間信息的前言的位置，在此遭到嚴重挑釁。當然，一個不言而喻的緣由是，莫杜普的父親并沒有接收過有關輿圖方面的教導和進修，他既無法讀懂（當然起首是從認知上）面前的這張輿圖，也很能夠不年夜會繪制輿圖，更不消說應用專門研究的丈量、畫圖東西和術語、標誌符號等，往1對1教學制作一幅古代地輿學意義上的輿圖。但在一百多年后的明天，比莫杜普父子榮幸的是，我們不只可以學著往讀懂各類各樣的輿圖，還可以應用不竭變更成長的數字技巧、方式往繪制輿圖，制作屬于本身的數字輿圖（五花八門的、數字化的文學輿圖，只是此中很小的一方面）。可是，這些輿圖畢竟預計、可以或許告知我們什么？我們真的可以或許從這些輿圖中學到良多工具嗎？
對“重繪中國文學輿圖”說及其研討實行的從頭思慮，為我們會商上述題目供給了契機。實在，所謂“測繪”（mapping，或譯“圖繪”）“重繪”(re-mapping)文學輿圖之說，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月已普遍呈現于東方學術界。就其學術源流而言，乃是所謂“空間的轉向”或“地輿學的轉向”之后，人文、社會迷信範疇對文學與空間的關系題目發生越來越濃重的愛好的成果。[2]諸如《圖繪文學古代主義：時光與成長》（Mapping Literary Modernism：Time and Development，1985）、《圖繪文學：藝術與翻譯政治學》（Mapping Literature: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88）、《圖繪文學實際》（Mapping Literary Theory: A Guide for the Unoriented，1991）、《圖繪文明空間：后殖平易近時期的印度英語文學》（Mapping Cultural Spaces: Postcolonial In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Essays in Honour of Nissim Ezekiel，1998）等書接踵呈現，即是明證，而其至今仍在不竭創化傍邊，時有新說頒發，惹人沉思。可是，將此說引進中國，不止誇大“重繪中國文學輿圖”的意義，還對其研討理路、方式做出較為體系的實際闡釋，倒是楊義師長教師努力頗勤之處。而在明天，因全球化和數字化的合流，制圖文明（cartographic culture）的鼓起，各類類型的輿圖充滿在我們的日常生涯傍邊，如地輿輿圖、疫情輿圖、生齒輿圖、政治輿圖、現代戰鬥輿圖或是個人工作、創業、犯法、房地產的專題輿圖等；[3]另一方面，包含數字化的文學輿圖（尤此中國文學輿圖）的制作、剖析及其利用在內的數字人文研討（Digital Humanities），在兩岸三地及國際學術界方興日盛，值此之際，從頭檢視關于“重繪中國文學輿圖”的闡述，可對我們從事中國數字人文研討賜與豐盛的啟發。
二、“重繪中國文學輿圖”說的發凡與成長
從二〇〇一年八月在北京“文明視野與中國文學研討”國際學術研究會頒發《中國文學的文明輿圖及其動力道理》開端，楊義師長教師便開端頒發一系列的專書、論文和演講。這些文稿，年夜都已匯進《重繪中國文學輿圖——楊義學術報告錄》（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03年版）、《重繪中國文學輿圖通釋》（今世中國出書社2007年版）和《文學輿圖與文明復原》（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文學舞蹈教室地輿學會通》（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13年版）等書。通覽這些闡述，可見楊師長教師提出“重繪中國文學輿圖”說，最後乃為從頭書寫中國文學史。在其眼中，中國文學的汗青面孔，持久由漢族文學代表，實當由漢族文學、多數平易近族文學及二者的相干關系、彼此感化配合組成。不外，此時其所謂之“輿圖”如此，似仍屬于譬喻性的應用。
但和任何一種學說、思惟一樣，此說也經過的事況了一個不竭成長、完美、深化的經過歷程。數年之后，其又提出“重繪中國文學輿圖”的“一綱三目四境”，所謂“一綱”，即支持其運作的年夜文學史不雅，恰如一中間點；所謂“三目”，則是由其中心點生收回往的三條線，包含時空構造、動力系統、文明意涵，起著維系、編織、包裹的感化；所謂“四境”，則是由此銜接起來的四個分支範疇，包含文學平易近族學、地輿學、文明學和圖志學。此時其視野也更形宏闊，提出器重中漢文明的外部差別，研討分歧性質、地區文明的特色，不雅照雅文學與俗文學、印刷文學與口授文學，統攝文學家族、社群的移轉和離合，作家的生平著作軌跡等題目的主要性，以此豐盛了“重繪中國文學輿圖”的內在，期冀“從最基礎上轉變以往文學史常以漢族文學史充任中國文學史的局勢”。[4]同時也聯合大批實例，對其方式論、理念的構成及其內在、實際價值與實行意義等題目皆有詳盡闡釋，可謂“重寫文學史”此一學術潮水在新世紀之初的主要成長。
在每一專論、專書中，縱或其所誇大、實驗的重心時有分歧，詳細闡述千差萬別，但綜不雅楊師長教師“重繪中國文學輿圖”說，可見出此一闡述之首創性，至多有三端。其一、在普通的文學史研討著重時光坐標之外，提出空間維度劃一主要；其二、在普通器重中間、華夏地帶并將其視為文學、文明成長的主流之外，特殊誇大“邊沿的活氣”；其三、目光不局限于文學研討，而是從文學研討走向了文明、文明研討，試圖闡釋文學的文明意涵，從文學的角度將文明史底本豐盛、波折、變更多真個汗青頭緒再頭緒化（即其所謂之“文明復原”）。
但是，無論學術思惟若何成長，楊師長教師所應用的“測繪”“繪制”“重繪”及“文學輿圖”等概念，似乎一向是譬喻性的。[5]無論是這些實際性的闡述，仍是《中國新文學圖志》《中國古典文學圖志》等著作，從中我們難以找到一張真正的文學輿圖，或是一張純潔的輿圖。在其關于“文學輿圖”的著作及圖志學二書的插圖中，收錄有照片（如洛陽龍門石舞蹈教室窟、敦煌莫高窟）、壁畫（如敦煌莫高窟壁畫“反彈琵琶圖”）、繪畫（如《年夜唐伎樂圖》、《人馬圖》、《竹林七賢圖》、《李白醉回圖》、《蘭亭圖》等）、書法作品（如柳亞子題南社條、胡適蔡元培題《新青年》條、冰心書法、葉圣陶手書聯語）、手稿（如王國維《曲錄序》手稿、沈尹默古詩手稿、朱自清詩稿手跡）、書札（如徐枕亞致鄭逸梅信、章士釗信）、古書近籍和近古代報章雜志插圖和封面（如清順治刊本《西游證道書》載云棧洞悟空收八戒圖、《新平易近叢報》載拿破侖華盛頓蘇格拉底像、魯迅作品插圖和封面）、肖像畫（如哈孜·艾買提繪《福樂聰明》作者像、《清代學者象傳》載納蘭性德像）、漫畫（如《梅蘭芳樂而不淫》）、照片（如發明社同仁廣州合影）、海報（如《黑奴吁天錄》東京表演海報）、劇照（如《獲虎之夜》《名優之逝世》劇照）、年畫（如清代陜西鳳翔地域傳播的庇馬溫圖）、磚雕（如河南溫縣發明的北宋墓雜劇磚雕）、臉譜（如程咬金臉譜）、躲書印（如周作人躲書印）、其他什物和文物照片（如仰韶文明時代器物照片）等分歧類型的大批圖像數據，但卻并無真正的輿圖或文學輿圖。可見其與古人懂得的文學地輿學（研討地輿周遭的狀況、天氣對文學的影響、歷代文學家的地輿分布、文學作品表裡的地輿空間）、特殊是將地形學（Topography）、制圖學（Cartography）這些焦點的地輿學方式與文學研討[6]銜接起來，藉以成長實證性的文學地輿學（Literary Geography）研討道路之間，仍有不小的間隔，而更多地屬于人文主義地輿學、文明地輿學的研討取向。
最能提醒這一特色的一個個案研討，或許是楊師長教師關于古代作家沈從文的“鳳凰情結”與小說的人文地輿特質的專論。[7]該文從“鳳凰情結”的緣起、由此鑄成的性命認識及楚文明認同三個方面，剖析了沈從文何故畢生取材于故鄉鳳凰的神話傳說、風土著土偶情與世情百態，并以“鄉間人”自居而為鄉土中國造像此一主要題目。在此之前、之后，學界對此題目均有不少會商，且多著眼于地區文明和沈從文特別的人生經過的事況與文學教化、寫實而又浪漫的文學幻想等方面，新意無多，楊師長教師的思緒年夜致與此相仿，但拈出其小說的人文地輿特質而予以施展一點，仍可見出其原初的命意與治學旨趣。現實上，從文學（史）研討的角度來從頭對待地輿學與文學的關系，遠比將文學作品視為某種地輿學研討材料、某些地景的簡略描寫，或是經由過程鑒定其為“客觀性”的寫作而提醒其對特定地址、場合與空間的建構性要復雜得多；而從文類的角度來看，特殊是處所性的文學、鄉土文學（沈從文以原鄉湘西為佈景創作的很多小說，年夜多似皆可回進此列），較游記文學、日誌和札記、地輿書，佈滿了虛擬和想象，故此，我們既需求考掘此中文學想象處所、鄉土的泉源，或是藉助汗青文獻，從有數的碎片中拼集、再現出一些絕對加倍真正的或曩昔曾真正的存在的地輿空間，米歇爾·柯羅對的地提示我們：“就算是在實際主義的小說里，作家對地址的描寫也并不是原封不動的，”[8]實在，即使是真正的性絕對更高的游記文學，在地景書寫中也不免有誤，[9]不事考證、辨證，就冒然將其視為處所志的另一版本，自是不當。當然，我們也需求依據此中的重要人物的棲身空間、愛情空間和其他空間的描寫，繪制真正的輿圖，以懂得人物與地輿空間之間的關系及人物抽像、性情、理念和舉動。
文學在空間建構、想象、再現中的主要性，至此或許纔能獲得更好的闡明。盡管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早已指出，“地輿學者不會從詩歌里的山谷中往探尋河道的泉源”，但正好像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對汗青書寫與文學作品的辨證，有識者指出，“地輿學家施展了充足的想象力；文學異樣觸及了物資社會的成長經過歷程。地輿學與文學同是關于地域和空間的寫作，都具有很是主要的意義，它們使地輿具有了社會心義。”“不只文學作品，地輿學的寫作異樣也具有如許的意義。”[10]是以，我們需求發明文學與地輿學之間復雜多變、活動、互動的關系，既切磋某一時代的地輿學成長若何進進時人的文學創作與空間想象，也研討文學中的空間情勢、敘事若何對于制圖學、地輿學常識和想象的建構施展或隱或顯的影響。這些需求被進一個步驟會商的廣泛性題目，詳細而言，包含“若何比擬文學空間和輿圖學的投影？虛擬文本若何處置輿圖的戰略性、熟悉論和認識形狀效能？文字和圖像在文本和輿圖上若何互動？小說的空間若何在我們的心坎投射出來？從最基礎下去說，文學能夠不克不及被圖繪？”等等，[11]當然，對于中國粹者來說，能夠也還需求處置、思慮中國文學地輿研討與東方文學地輿學的關系，文學地輿研討與普通性的文明地輿學、人文地輿學之間的關系等題目。[12]
三、“重繪中國文學輿圖”說與數字人文研討
饒是這般，在“重繪中國文學輿圖”說的啟示下，關于中國文學輿圖，似仍可睜開下述多方面的研討。包含中國文學輿圖與汗青輿圖的共相與殊相，中國文學的地輿空間浮現，中國文學地輿常識的構成與傳佈，中國文學地輿文獻的傳承與流變，中國文學輿圖與域外文明交通，中國文學輿圖學史的建構，中國文學輿圖的彙集、收拾、測繪與數字化等。特殊值得指出的是，中國文學輿圖的數字化這一方面的實行與研討，恰是中國數字人文研討已有相當結果的一個範疇。
晚期的數字化，多是指將源文件、圖書、輿圖、研討數據集或縮微膠片予以攝制、掃描，樹立在線的數字檔案（digital arc小樹屋hives）或數字館躲（digital collections），而未全文明、數據化，[13]但跟著數字技巧的成長，在當下，我們完整可以將中國文學研討與汗青地輿學、GIS、QGIS、ArcGIS等數字技巧、方式聯合起來，不只睜開年夜範圍文學地輿數據的采集、發掘、剖析，還可以或許將其可視化，以加倍直不雅、平面、活潑、抽像的方法浮現在我們面前。由王兆鵬傳授團隊研發的“唐宋文學紀年輿圖”、徐永明傳授團隊研發的“學術輿圖發布平臺”，以及方才全新進級上線，由復旦年夜學中國汗青地輿研討中間、哈佛年夜膏火正清中國研討中間結合開闢的“中國汗青地輿信息平臺”（CHGIS）、上海師范年夜學人文學院開闢的“國際化年夜都會（上海）汗青人文地輿信息體系”、上海藏書樓正在開闢中的“上海韶華”等，都試圖在這一方面作出盡力。特殊是“唐宋文學紀年輿圖”，“既能浮現空間層面某一地域的詩人詩作情形，也能勾畫出時光層面某一詩人的詩作生平軌跡，以此直不雅展示唐宋的文學、汗青和地輿之間的奧妙互動。”[14]而“中國汗青地輿信息平臺”，則收錄了分歧朝代、分歧級此外輿圖數據，其數據範圍遠超譚其驤師長教師主編《中國汗青輿圖集》及中心研討院開闢的“中漢文明之時空基本架構”數據庫，不只能對基本空間和專題要素停止綜合、展現，並且供給查詢、測距、測面、標注等基本效能，支撐用戶標注和輿圖制圖，及更形深刻的剖面剖析、屬性重剖析、可視區域剖析、條帶剖面剖析、高等緩沖區剖析、熱門圖剖析、時態剖析、遺址標的目的分布剖析等多種模子剖析，對文學輿圖的數字化及數據發掘、剖析，供給了一個可資參考的先例。總之，由於“古代制圖學可以或許繪制簡直一切與空間關系有關的景象”，[15]而數字人文學者借助這些技巧，尤其數字技巧（如編程技巧、數據庫技巧、動畫技巧、交互技巧等），將作家的生平軌跡、創作輿圖，文學社群的運動地址等停止數字化，從而制作出各類輿圖、圖表、圖像（有些數字人文學者甚至作出了感到輿圖、嗅景與音景輿圖），一舉終結了此前“‘空講’地名在哪里，而不便利讓”我們“‘看’輿圖”，無助于我們在研討中養成詳細的空間感、[16]從空間角度甚至全部時空架構的角度重思文學（史）等困難。這些應用比來的測繪制圖技巧（computer-aided mapping skills）制成的數字化的文學輿圖，甚至數字時期的文學輿圖學（literary mapping in the digital age）[17]自己的成長，無疑都將超越僅在文學評論、研討中應用輿圖這一我們能夠絕對較為熟習的范疇，[18]為人文學術帶來新的靈感和啟發。也正是以，也允許以說，恰好是數字人文研討將“重繪中國文學輿圖”學說落到了實處。
當然，要將其落到實處，將地址、方位和場合等信息釀成數據，將真正的或虛擬的空間書寫以輿圖的方法浮現出來，并非易事。簡而言之，“我們需求準確地丈量地球上的每一塊處所；我們需求一套尺度的標誌系統；我們需求搜集和記載數據的東西。簡而言之，就是地輿范圍、尺度、東西或許說量化、尺度化、搜集。只要具有了這些，我們才幹把地位信息當成數據來存儲和剖析。”[19]以創立文學家的行跡圖為例，我們不只需求一一考據大批其所行經或產生關系的地址，還需求將其影射在明天或昔時的輿圖（底圖）上，可以或許準確地把握其經緯度，然后才幹對一切數據停止記載、收拾，再應用響應的數字技巧、方式，將其繪制出來。另一方面，其間我們所應用的標誌系統能否為通用的，其后我們創立的數字輿圖能否可以與其他的輿圖聯繫關係，或是供其他的利用法式挪用，以激起更多的學術、社會效能等題目，最好也能被我們斟酌出來。相形之下，為幫助創作收集小說，而繪制其全景輿圖、某些主要空間的輿圖，或是創作一個文學作品中已經呈現的一切虛擬地址的輿圖，就要顯得簡略一些，無須事前“曲盡其工作”，考校古今地址之差別。
現實上，關于中國文學地輿的數字人文研討，也還遭到文學地輿學比來的成長的啟發。近年來，文學地輿學研討範疇新說、新見迭出，不只關于中古時代文學地輿的專題研討蔚為年夜不雅[20]，且已將此一研討視野從中國文學推及本國文學，并成長出城市文學地輿、區域文學地輿等諸多分支範疇。有研討者將文學地輿學的研討方式，歸納綜合為實地考核（也學者也稱之為“現地研討”）、案例剖析、圖表剖析三種，而在圖表剖析部門，就舉出過如許的例子：“好比我們在剖析古希臘喜劇《普羅米修斯》的時辰，就可以將阿誰為宙斯所害的人世男子伊俄的流亡道路以輿圖的情勢停止圖示，讓劇中的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系獲得直接的浮現，讓那一小我間男子的苦楚直不雅地浮現在我們眼前，最主要的是可以讓讀者最直接地清楚喜劇作家在劇中所展現的地輿不雅念，古希臘人對于那時世界地輿組成的基礎熟悉。再好比我們在研討柯勒律治長詩《老海員行》的時辰，就可以輿圖的情勢將那陳舊年夜船的飛行道路繪制出來，從北年夜西洋的一個口岸動身，顛末北回回線、超出赤道，超出南回回線，停止南極圈與南冷帶，再停止承平洋，后來又沿路前往英國口岸，獲得了救助。假如可以或許繪就如許一幅帆海道路圖，天然就可以闡明我們熟悉長詩中重要的情節與人物，以及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系，人物與天然山川之間的關系。”[21]在數字技巧、方式不敷發財的時辰，我們想要完成如作者盼望的圖表、圖形，只妙手繪（如馮至《杜甫傳》中即載有其手描、手繪的杜甫行跡圖及地形圖，張愛玲譯注《海上華傳記》時亦曾附其手繪上海輿圖[22]）或采用簡略的、較多人工干涉的制圖技巧（如web1.0時期的很多收集輿圖及此前的機械制圖作品），而在明天，如許的任務在很年夜水平上曾經可以被主動化、半主動化處置。很多時辰，學者們可在簡略的表列式數據（tabular data）的基本上，應用R、Python、Leaflet、QGIS、ArcGIS或是現有的輿圖平臺、東西（如WorldMap、Google Maps & Google Earth），創立并發布本身需求的收集輿圖（web map）、數字輿圖（digital map），并將其用于本身的研討和講授，收事半功倍之效。當然如前所述，人文學術研討的基本文獻材料不易彙集，更況且數據（即使是“小數據”），很多輿圖是以也很有能夠是學術研討完成、收拾伏貼相干時空數據之后、再行摸索的成果。
以我小我的研討經歷來說，在幾年前完成關于1940年月曹禺東南之行及其寫作這一專題研討，詳為考據、剖析了曹禺西行的啟事、道路、地址、時光及其主要業績、關系人等題目后，就應用“學術輿圖發布平臺”，創立并發布了曹禺是次觀光的數字輿圖，[23]將其由重慶動身，而后遠赴蘭州、敦煌、玉門、西安、臨潼等地，直至折返重慶的所有的舉動道路，直不雅地浮現了出來。這不只是首幅曹禺文學輿圖，也是該平臺的第一張古代文學輿圖（該平臺于2018年3月19日上線，我的輿圖于3月22日發布），亦可謂是近古代文學範疇數字輿圖的晚期作品。這一輿圖不只可變動位置、縮小、減少，便于不雅覽（支撐盤算機和手機等變動位置端），並且用戶可以應用其內置的丈量其長度、面積的東西，較為準確地丈量出分歧地址之間的間隔和總、歧路線長度（總長4517.55 km）及此行舉動范圍（總面積約為216830.38 km2），并依據本身需求的比例尺尺寸停止下載、打印，應用于講授和研討，或是分送朋友至分歧的收集平臺；甚或是添加新的圖層（今朝的底圖為六合圖），認為修改、彌補。盡管這一平臺和我的輿圖都還有需求完美的處所，例如，平臺需求摸索加倍多元的空間剖析的能夠，將輿圖表達和空間剖析有用銜接，[24]拓展輿圖的利用、研討效能；[25]而對我小我來說，比來我還發明，曹禺此行也道路了嘉峪關，這一地址無疑也應當被加進輿圖傍邊。[26]但無論若何，與之前純潔無圖可查，或是手繪輿圖、簡略以數字化的情勢復制紙質輿圖等做法比擬，數字輿圖既豐盛了傳統文本的形狀和應用效能，[27]將空間信息予以可視化、在線化、靜態化，完成了地輿空間信息的數字表達，[28]更將增進地輿信息體系的成長及其普遍的利用遠景。
四、真假相生：數字人文研討的前景
但落到實處就夠了嗎？生怕我們也不克不及忘卻將這一實證性質的，基于數據、量化剖析和可視化技巧的數字人文研討，與傳統的人文學術（在文學研討中，重要是以文本解讀和文學史研討為主）、實際批駁任務（如楊師長教師“重繪中國文學輿圖”說，詹姆遜的“認知畫圖”美學、波·維斯法爾的地輿批駁，德勒茲的地輿哲學，列斐伏爾關于物理空間、精力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分辨，段義孚的人文主義地輿學，以及由地輿學、文學批駁、文明研討等範疇穿插構成的生態批駁、周遭的狀況批駁等諸多闡述）再度銜接起來，開啟新的思慮標的目的。假如可以借用中西人文學術傳統中對“虛”與“實”的辨證的闡述，[29]那么，我們還需求在“虛”與“實”之間不竭穿越、來去、攻錯、協商，從而使得大批的數字人文研討個案涌現的同時，不只推進實際數字人文、方式數字人文的摸索可以或許進一個步驟充足睜開，還可以或許對作為研討取向、方式的數字人文應用于文學（史）研討的能夠與限制作出加倍甦醒、自發的熟悉，進而思慮數字人文甚至全部人文學、人文主義的將來。
換言之，在我看來，數字人文只是明天浩繁新的研討取向、方式之一種，它不克不及（至多臨時不克不及）也不用以代替傳統人文為職志，[30]相反，它的目的和傳統人文一樣，是為了在數字時期（這一新的語境中）更好地成長人、懂得人，從頭建構人的舞蹈場地主體性，感性地計劃人類社會、文明的將來（而非搜索枯腸地接收如許的不雅點：“在后人類看來，身材性存在與盤算器仿真之間，人機關系構造與生物組織之間，機械人科技與人類目的之間，并沒有實質的分歧或許盡對的界限”[31]）。職是之故，我們似可將“亦真亦幻”、“真假相生”懂得為數字人文研討抑或是數字時期“新人文”的最高境界。這在某種水平上，也有點像幻想的文學史研討，須從文獻動身，在汗青研討與文學批駁之間獲得綜合，[32]但二者又有所分歧，數字人文研討所根據者，不只是文獻、文本，更是數據、算力、算法和諸多的數字技巧，是盤算批駁、空間剖析、社會收集剖析、數據可視化等等研討方式、手腕的聚集，當然，也更需求與傳統的人文學術有更多、更為深刻的交通與一起配合，可以或許答覆、回應傳統人文學術夙所關心的主要議題及詳細題目，而不克不及僅限于技巧操縱和民眾文明生孩子等方面。
與此同時，在數字人文取向的文學地輿學研討方面，或許我們也應當認可，輿圖、圖標、數佔有時也并不像我們想象得那樣具象（也未必純潔“迷信”“客不雅”）。從熟悉論的角度來看，此刻我所視為具象者，在彼時彼地或為抽象，或不變，反之亦然；而一切具象的工具，（早晚）也有成為抽象之物的能夠。周瑟瑟，一位今世中國詩人，曾如是描述他被抽象包抄著的日常：“凌晨起來是抽象的/白色浴缸是抽象的/浴缸里的人體是抽象的/人體上的汗毛是抽象的/水籠頭是抽象的/水籠頭咬在嘴里是抽象的/坐在馬桶上是抽象的/衛生紙一圏一圈環繞糾纏是抽象的/進進電梯是抽象的/電梯向下滑動是抽象的/餐廳是抽象的/坦胸露乳的中年婦女是抽象的/上海是抽象的/皮膚上濕潤的空氣是抽象的/肩周炎是抽象的/揭幕式是抽象的/玻璃柜里的打印詩集是抽象的/35年前是抽象的/35年后議論抽象的是抽象的/在一個具象的世界/抽象填滿了這首詩的黑洞”[33]，儼然無物不抽象，但有興趣思的是，作者卻又不忘點出這是一個具象世界。在具象世界中，詩人的所見所感，在在皆為抽象（就連詩里的黑洞，也要被抽象填滿），而三十五年前（從此，另一位抽象詩人許德平易近，真正走向詩壇）和三十五年后（其詩作、畫作被某年夜學藏書樓永遠加入我的最愛，同期還舉辦了作品展和研究會）這兩個時光，竟未涓滴轉變文學藝術之為抽象的實質。全詩似在有意之間呼應了前述那種“從最基礎下去說，文學能夠不克不及被圖繪？”的質疑，也暗合了羅伯特·泰利（Robert Tally）關于現實的輿圖繪制（及由此成長出的量化剖析及可視化）不克不及代替隱喻性的文學空間批駁這一不雅點。簡直，泰利本身的研討，既不關懷真正的、現實的空間，也沒有繪制任何輿圖、圖表，而是僅將其視作一種處置“人與周遭的狀況”關系的文學批駁方法。而在包含文學史研討在內的汗青研討範疇中，因如劉咸炘謂“宇宙如網”、“史有子意”，“即實求虛”、“察勢不雅風”、“假物得姿”遂成為不少史家、文學研討者高遠的尋求。[34]凡此各種，都再一次向我們闡明，無論是數字人文研討，仍是廁身于數字人文之外的寬大世界，真假相伴、相生，抽象與具象交織，既屬存在之必定，亦是值得琢磨、掌握的治學取向。
坦白地說，對我小我而言，盡管促進上述這些思慮的資本、靈感，更多地是來自于數字人文範疇，而非是傳統的文學、文獻研討，但常常閱及包含楊師長教師在內的很多先輩學者的一系列富有開闢性、啟示性的闡述，總能使我收穫頗豐，輔助我更好地輿解“數字人文”研討的意義、價值及研討途徑。推而廣之，自傳統學術脫胎而出的“數字人文”研討，似亦不用過火誇大其異質性、立異性、挑釁性與超出性（將其視作一種新的研討典范），緣由無他，人文學術與其他研討範疇一樣，必將跟著時期語境和前言、技巧的變更浮現出“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成長趨向，而真假相生的數字文學研討、數字文學輿圖研討及其他應用數字輿圖睜開的新研討、新課題，既可謂是傳統研討在明天的延長與拓展，同時，其在加倍遼闊的層面，也將以開放性、實行性、利用性與可操縱性為數字內在的事務財產賦能，組成數字時期的常識生孩子與文明、文明成長的一個主要方面。
參考文獻：
[1] 這里的中譯文，及關于該書的懂得，據馬歇爾·麥克盧漢：《懂得前言——論人的延長》，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01-202頁。不外，我據原著對此譯文停止了必定水平的修訂，原文出處為：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London &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p.170-171.
[2] 米歇爾·柯羅：《文學地輿學》，袁莉譯，福州：福建教導出書社，2021年，第19頁。
[3] Anders Engberg-Pedersen. “Mapping Literature”, 網址見：https://mitpress.mit.edu/blog/mapping-literature，2021年7月20日檢索。
[4] 楊義：《自序》，氏著《重繪中國文學輿圖通釋》，北京：今世中國出書社，2007年，第1-5頁。
[5] “文學輿圖”、“文學地輿”等概念，原來就有一種譬喻性的應用，不只在東方學術界這般，在中國古代、今世文學研討亦屬常態，如王德威傳授的《現今世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輿》（北京：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15-180頁），就有“文學地輿與國族想象：臺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專章，但所論之“文學地輿”似仍僅指文學家運動及創作空間的移轉，范圍較狹，研討理路仍為文學批駁或文學史研討，與下文所述專門的文學地輿學研討有異。
[6] See Andrews Engberg-Pederson ed. Literature and Cartography: Theories, Histories, Genres. The MIT Press，2017.
[7] 楊義：《沈從文“鳳凰情結”及小說之人文地輿特質》，氏著《文明地輿學會通》，北京：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13年，第526-537頁。
[8] 米歇爾·柯羅：《文學地輿學》，袁莉譯，福州：福建教導出書社，2021年，第87頁。
[9] 例如，郁達夫1934年12月寫成的《兩浙漫游后記》，就曾將浙南文成的百丈漈誤認作青田的石門洞，此誤一向延續至今，比來才被改正，參竹潛平易近：《達夫師長教師的“張冠李戴”》，《溫州唸書報》2021年第9期第4版。
[10] 邁克·克朗：《文明地輿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3年，第55-57頁。
[11] Anders Engberg-Pedersen. “Mapping Literature”, 網址見：https://mitpress.mit.edu/blog/mapping-literature，2021年7月20日檢索。
[12] 梅新林：《導論》，氏著《中國文學地輿形狀與演化》，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第8頁。
[13] 王賀：《追隨“數字魯迅”：文本、機械與機械人——再思古代文學“數字化”及其相干題目》，《文藝爭叫》2021年第11期。
[14] 周睿：《基于汗青地輿軟件的中國古典詩研討講授的新測驗考試——以唐宋文學紀年輿圖平臺為例》，《數字典躲與數字人文》第6期（2020年10月），第97頁。
[15] Barbara Piatti, Hans Rudolf Bär, Anne-Kathrin Reuschel, Lorenz Hurni & William Cartwright. “Mapping Literature: Towards a Geography of Fiction”, in Cartography and Art (William Cartwright, Georg Gartner, Antje Lehn eds),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9. Ch.15.
[16] 張清俐：《文學研討在數字人文時期拓展全新視野——訪中南平易近族年夜學數字人文資本研討中間主任王兆鵬》，網址見：http://news.cssn.cn/zx/bwyc/202009/t20200907_5179714.shtml，2021年7月20日檢索。
[17] See David Cooper, Christopher Donaldson & Patricia Murrieta-Flores eds. Literary Mapping in the Digital Age. Routledge, 2016.
[18] Arbara Piatti, Hans Rudolf Bär, Anne-Kathrin Reuschel & Lorenz Hurni. “Literary Geography——or How Cartographers Open up a New Dimension for Literary Studies”, 網址見https://icaci.org/files/documents/ICC_proceedings/ICC2009/html/nonref/24_1.pdf，2021年7月20日檢索。
[19] 邁克-舍恩伯格、肯尼斯·庫克耶：《年夜數據時期：生涯、任務與思想的年夜變更》，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國民出書社，2013年，第113-114頁。
[20] 這方面的研討至多包含胡阿祥：《魏晉外鄉文學地輿研討》，南京：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中古文學地輿研討》，西安：世界圖書出書公司西安無限公司，2014年；張偉然：《中古文學的地輿意象》，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左鵬：《唐代嶺南社會經濟與文學地輿》，鄭州：河南國民出書社，2014年；鮑遠航：《〈水經注〉與魏晉南北朝地輿文學文獻研討》，北京：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19年；王敖：《中唐時代的空間想象：地輿學、輿圖學與文學》，王治田譯，武漢：長江文藝出書社，2021年。
[21] 鄒建軍：《我們應該若何睜開對文學地輿學的研討》，氏著《山河之助——鄒建軍傳授講文學地輿學》，北京：中心編譯出書社，2014年，第33頁。
[22] 此圖原始材料未查見，轉引自張袁月：《文學輿圖：“高峻上”仍是“接地氣”》，網址見：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317/c419351-32053435.html，2021年7月20日檢索。
[23] 王賀：《曹禺東南之行圖》，網址見：http://amap.zju.edu.cn/maps/155/view，2021年7月20日檢索。
[24] 龍毅、杜清運、鄔國鋒、蔡忠亮：《數字輿圖制圖向地輿信息體系成長的若干題目剖析》，《輿圖》2001年第2期。
[25] 當然，關于這一平臺的其他題目，須作專門研討，我也將有另文予以切磋，此不贅述。對相干的數字輿圖平臺的初步研討，請參考劉永志、唐春蘭：《數字文學輿圖平臺研討》，《臨沂年夜學學報》2020年第3期；《數字文學輿圖平臺的講授利用研討》，《中外文明與文論》2020年第2輯（2020年9月）。
[26] 這一最新的研討，落款《1943年曹禺東南之行及其相干題目三論》，已頒發于《年夜東南文學與文明》總第3輯（2021年12月），意者可參考。
[27] 劉石、李奔騰：《年夜數據技巧與傳統文獻學的古代轉型》，《中國社會迷信》2021年第2期。
[28] 于冬梅、董羅海、張力果：《數字輿圖制圖實際方式與利用》，《地球信息迷信》2003年第2期。
[29] 有關的扼要剖析，請參成中英：《簡論中西哲學中的真和真諦的概念：真、真正的、真諦》，《2019第二屆中國哲學真諦不雅國際學術會論說文集》，上海：上海路況年夜學歐洲文明高級研討院，2019年9月28日；伯納德·威廉斯：《真諦與真摯：譜系論》，徐向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書社，2013年。
[30] 王賀：《“數字人文”與傳統學術——以〈束縛日報〉目次、索引及數據庫為中間》，《文藝爭叫》2020年第10期。
[31] 凱瑟琳·海勒：《我們何故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迷信和把持論中的虛擬身材》，劉宇清譯，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第4頁。
[32] 王賀：《中國古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想與前瞻》，《福建論壇（人理科學社會版）》2019年第10期；修訂稿載微信大眾號“文藝批駁”2019年10月20日。
[33] 周瑟瑟：《抽象的》，氏著《種橘》，紐約：紐約新世紀出書社，2020年，第264頁。感激周瑟瑟師長教師應請為我供給此詩的可援用版本。
[34] 王汎森：《“風”——一種被疏忽的史學不雅念》，氏著《固執的高音——一些汗青思慮方法的反思》，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167-209頁；羅志田：《假物得姿：若何捕獲汗青之風》，《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人理科學·社會迷信）》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