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是孔子的高徒，魏文侯、李悝、吳起等人的教員，孔、孟之間最有影響和成績的儒學巨匠；是孔子身后《六經》的重要傳人，經學開山祖師和《論語》的主編者之一。可是，由于宋儒單方面推重思孟學派、疑古思潮風行等緣由，學界對子夏及其首創的西河學派，持久缺少應有的熟悉和評價。筆者根據20多年的研討，在此略陳鄙見。
一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公元前507年生于晉國溫邑（今河南省溫縣），卒于公元前420～前400年之間。其先祖世為卜官，故以卜為氏，六世祖為晉文公名臣卜偃，頗有家學淵源。他15歲拜師進孔門，追隨孔子周游各國，同甘共苦；弱冠之年任衛國行人（交際官），頗有政績；自衛返魯又任魯國莒父宰，兩年后回到曲阜協助孔子“作年齡”，并為其他門生解疑釋惑。
據《論語·顏淵》：司馬牛“問正人”，子曰：“正人不憂不懼。”司馬牛想到本身“無兄弟”，難免憂從中來。子夏先以聞于孔子的話勸導他，進而講道：“正人敬而無掉，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正人何患乎無兄弟也！”以仁愛為原則談正人涵養，發明性地刻畫出一幅構建協調社會的藍圖。又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往見子夏，陳說了孔子的話和本身的迷惑。子夏一聽便深入懂得了孔子的話，隨即舉出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的汗青典故，在分析孔子“舉賢才”之語的同時，提出了“選于眾”的思惟：即舉賢才，需求在浩繁的待舉對象中穩重選擇，只要選中真正的賢才，才幹獲得預期後果。這就為孔子的政治思惟，增添了新質。
以上兩例闡明：子夏在孔門肄業的后期，曾經成為孔子現實上的助教。他為司馬牛、樊遲解疑釋惑的談吐，表示出一個共享會議室年夜思惟家、教導家的潛質和思惟深度；他對孔子思惟的繼續和成長，實發端于孔門肄業的后期，被列進孔門“四科十哲”盡非偶爾。
二
作為孔、孟之間的儒學巨匠，子夏為孔子服喪三年期滿之后，回抵家鄉溫邑，在北流黃河之西的遼闊地區設傳授徒，長達半個世紀。魏文侯、魏成子、李悝（即李克）、吳起、田子方、段干木、公教學羊高、穀梁赤等，浩繁名人出其門下。史稱：“子夏居西河，教門生三百人，為魏文侯師。”《史記·魏世家》記錄：“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謂：‘魏君聖人是禮，國人稱仁，高低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可見子夏影響之年夜，可謂名震諸侯。在子夏的教導影響下，魏文侯、李悝等人對魏國的管理，可說是孔子“內圣外王”之道的第一次勝利的實行，使魏國在戰國初期成為在經濟、政治、軍事、文明等方面最為強大的諸侯國。子夏首創的西河學派，與魏國同時突起，相互增講座場地進，相得益彰。其成績和影響，在那時的文明教導界獨樹一幟。
三
子夏是孔子身后《六經》的重要傳承者，經學的首創者，是當之無愧的經學開山祖師。先秦所謂“文學”，年夜致相當于今之古文獻學。作為孔門“文學”高徒，子夏在西河傳授時代，繼孔子之后收拾和教授古文獻，對《六經》做出初步的分章、斷句和需要的說明，創建了詮釋儒家經典的“章句”之學，即最後的經學。顛末子夏及其門生、后學一代代薪火相傳，構成了一批解經之作，如《年齡三傳》《子夏易傳》《毛詩故訓傳》《韓詩內傳》《儀禮·喪服傳》等。漢代立于學官的多家經學，都把自家的學術淵源追溯到子夏。東漢名臣徐防上疏曰：“臣聞六經，定自孔子；發現章句，始于子夏。”子夏“發現章句”首創經學，在中漢文明史上的意義不成低估。
古文獻是文明的載體。我們說中國擁有五千年一脈相承的文明史，畢竟憑什么呢？在很年夜水平上，憑的是孔子、子夏等人在“周衰，禮樂廢，詩書缺”的濁世中勇于擔負，以文明傳承為己任，下工夫彙集、收拾、教授上去的經典文獻。借使倘使這些經典掉傳，或許沒有切近經典的經學，夏、商、周三代文明將茫無可尋，所謂五千年文明史也會年夜打扣頭。
子夏收拾和教授古文獻的功勞，可以說是僅次于孔子，是其他孔門門生難以比并的，其他學派的學者更難以企及。其他如墨、道、法、陰陽等學派中人，要想卓然獨樹一幟，就不克不及不進修古文獻、不克不及不師從儒家。是以，子夏不只對荀子及漢儒經學一派有深遠影響，對于法、墨、道、雜、陰陽等其他學派，也起到了某種水平的催生或滋長感化。他無疑是繼孔子之后，為戰國時期百花怒放局勢的構成，做了奠定性任務的文明偉人。
四
子夏是《論語》主編者之一。漢儒鄭玄說及《論語》領纂者，兩次都提到子夏。有論者以《論語》載有孔子對其批駁、警告為據，消除其主編的成分，顯然是低估了七十二賢的品德水準。我們了解：在《論語》之前只要官書，沒有私人著書。囿于汗青慣性，孔子生前及去世后的一二十年間，孔子談吐僅有個體零碎記載，盡年夜大都內在的事務仍以行動形狀收藏在門生們記憶中，而沒人想到“著于竹帛”匯集成書。《論語》實出生于孔門門生授徒的需求，這里簡述如下：
孔子往世后，一些孔門門生在授徒時，開初只是憑小我記憶援用孔子，跟著“教然后知困”的加深，逐步萌發出匯編乃師談吐集的設法。當此設法和需求日益激烈，才能夠將一起配合編輯《論語》之事提上日程。但這時，後期門生多已往世，中后期門生也陸續步進老年。在倡議和配合領纂的經過歷程中，仲弓、有若、子游、子張等接踵往世，比擬長命的子夏、曾參在后期施展了特別主要的感化。從《論語》中有若、曾參皆稱“子”等情形來看，在曾參往世后，彌補、調劑、謄清定稿者，是以有若、曾參門報酬主的魯國再傳門生。此中收錄子夏、曾參語錄頗多，則是對他倆在后期接近成書階段所起主要感化的一種確定。可以假想，要將個體門生共享會議室零碎記載的，浩繁門生記憶中孔子口述的、詳細行動表示的、具有必定不斷定性的思惟資料，編寫成斷定的文本，需求做幾多普遍彙集、反復揣摩、體系梳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舞蹈場地、往粗取精、往偽存真的發明性休息啊！使《論語》比擬周全、正確地記載孔子思惟，成績這個在中漢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上不朽的經典，子夏和曾參功莫年夜焉！全部《論語》編輯者功莫年夜焉！假如沒有他們的宏大支出，現實上存在過的孔子的思惟學說，就有能夠像子產、叔向、晏子的那樣，由於缺少比擬實時的傳述、收拾和完美，而埋沒在汗青長河中，剩下的只是一些零碎的，甚至是渙然一新的記敘。
五
年齡戰國事一個百花怒放，思惟文明絕後繁華的黃金時期。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稱之為“軸心時期”。他以為，在公元前800年—前200年（公元前500年是岑嶺期），一大量前賢在相互隔斷的世界東、東方呈現，如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國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以色列猶太教的先知，波斯的索羅亞斯特，印度的喬達摩·悉達多（釋迦摩尼）等。這時代發生了人類至今仍在思慮的基礎哲學思惟，創建了宗教，是人類認識的覺悟期和汗青的衝破性成長期。此后人類汗青每一次奔騰，都要回想這一時代，從中獲取動力和盼望。
子夏、曾子等人正處于軸心時期的岑嶺期，他們傳承和掌管編輯的中華元典，積淀了中漢文明的底色與特點，凝集著最可可貴的平易近族性情，包含著中華平易近族的精良傳統。在這些元典精力滋養下長年夜的中國人，無論走到哪里，都不難辨識。這種文明基因的決議性感化，不亞于血緣與膚色。《論語》記載孔門師徒的嘉言懿行，也記載其毛病與缺乏，毫無造神的意圖；記載孔子對門生的批駁性評價，并不回避主編者本身，毫忘我心，值得稱道。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所以，國人魂靈的安置不在天堂，在于實際擔負“內省不疚”；中國也沒有占全社會統治位置的宗教，沒有教皇和宗教戰鬥，沒有“暗中的中世紀”，可以或許在全體上持久處于現代世界的搶先位置。
總之，子夏作為“軸心時期”岑嶺期的儒學巨匠，承先啟後的年夜教導家和思惟家，為傳承和掌管編輯中華元典施展了無可替換的感化；對中漢文明史的衝破性成長，中華優良傳統文明的奠定，平易近族精力的積淀，平易近族性情的塑造，作出過特別主要的進獻。
（作者：高培華，系河南年夜學文學院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