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擺佈的盛宣懷
一
兵燹之際，往往是文物至寶易主之時，尤其是當戰禍產生在文物淵藪之地時，光緒庚子年的北京城便是這般。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將校率軍士，軍士約平輩，白天公開大舉搶奪”，“各王公年夜臣官紳府第，一切銀庫之銀，以及各項至寶，無不被劫一空”。時人記錄，“德人將年夜內鎮庫之年夜寶運往，一切搶掠之珠寶玉器，以及年夜內珍異之物，悉被回平易近集資，以賤價得之。宮殿內珍貴之物，掠劫無遺，除五色花板之外，一無所存耳”；“太常寺祭奠所用金銀器皿，光祿寺延宴時所用金銀各器，均被洋人搜刮一空，其分起出城之兵，無不滿載而往”。（《義和團活動史料叢編》第1輯，34、36頁）
英美等國請求兵士將擄掠品上交，公然拍賣，其支出作為獎賞金，依照職務品級停止分派。劫奪品的公然拍賣，吸引了“其他互市港口的本國外僑以及上海、噴鼻港的古玩商紛紜前來餐與加入拍賣，聽說此中有人身負歐洲拍賣行和藝術商的委托”。更罕見的是“隨時隨地停止的”和“異常活潑的”陌頭市場，由于傳聞軍官很快就要充公一切劫奪物品，兵士們寧愿很是廉價地把這些工具賣出往。（何偉亞：《品德話語：1900—1901年對北京的劫奪》，《汗青研討》2002年第5期）時人記錄，“南橫街書院先生某，在前門年夜街以洋二十元易五十兩重之寶一錠，蓋洋兵不喜銀而喜元也……有回平易近以兩元買得四兩重之金釧一對，如是者紛歧而足”；“某翻譯隨德兵官住南海，以洋二元向德兵售【購】得數斤重之璧璽一方。其余珍異古畫玉器等不可勝數，悉以賤價得之”。（《義和團活動史料叢編》第1輯，31、38頁）
那時在京城內大舉擄掠的并非只要洋人，很多中國的“敗類土棍”也參加了這場猖狂的劫奪中，庚子年間生涯在京城的齊如山表現，“弄虛作假，本國人搶的不外非常之三，本國人搶的總有非常之七”。那些擄掠來的贓物，都要趕緊出手，因此價值極廉。時人記錄，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不久，“騾馬市年夜街自虎坊橋直至菜市口以西，凌晨出賣估衣、珠寶、綢緞、古玩，何止數千攤。皆系上等之物，價值亟廉。好比值十兩銀之貨，一二兩即可買來，多半是擄掠而得，并不知物之貴賤，急于出售，恐防掉主認贓也。凡有錢有膽之人，莫不爭買保存，以備承平之日，可漁數倍之利。”（《庚子記事》，53頁）
兩宮西逃，除多數親貴隨扈外，“近支王公、貝子、貝勒及宗室諸人留京者尚多”。這些王公貴族，“財富既盡，俸祿又無從支領，生計日絀，往往自懷其寶石頂，沿街求售”。（《義和團》第1冊，265頁）良多京官無以營生，也只能靠變賣家中僅有的一些珍物來委曲過活。云南籍京官宋廷模的日誌中不時呈現相干記錄：“到龔處，售出瓶二”；“代友售玭硒與賈處，價二十六金”；“小市售物八件，得銀十八金。大公司取洋十五元，購得張得天等書畫三十五件。至陳宅，代售實物已成價六十六金，交洋五元作定”；“賢良寺晤楊蓮浦售珠，楊彝卿售珊瑚頂”；“售梅花一幅，徵明行書，共十二元；紅頂二十元；書畫十五件三十元”等。宋廷模處處買物售物，甚至與人合開公司，專門運營此類生意。（《庚子事情史料四種（外一種）》，24-45頁）
江蘇籍京官葉昌熾開初為生涯所迫，不得不將其躲品“開元善業塑”售之同好，后收到南邊老友的匯延接濟，就處處搜購各類文物古籍。他在日誌中逐一記錄了相干收獲：十月十八日，“又在城外得吏部南曹石幢一通，廖州智城山碑一通，舊拓圭峰碑，后有道光廿五年劉寬夫師長教師跋，其題簽云，道光丁亥重裝于蜀，神情煥發，的真國初拓本，三種共價銀一兩五錢，在承日常平凡，雖十倍之值，其可得乎”；十月十九日，“至西長安街口，得石刻二通，一為圣武年范陽虛嗣治墓志，當是新出土者，安史偽朝又增一種，一為宣和六年李邦彥造幢，在河南孟縣求之十余年未得者，不料流浪瑣尾中得此，為五百經幢館補缺，回京后第一愜苦衷也”；十一月十七日，“至瀏陽館訪旭林，沿途閱讀，得漢四楊碑雙鉤本，四楊者楊統、楊馥、楊震、楊著也，后有上海徐紫珊跋兩行，并摹晉府字畫印，又有天津樊文卿躲印，共京錢二千，不抵那時裝訂錢也”等。諸這般類，難以盡述。
從葉昌熾日誌可知，那時手中有錢的京官們紛紜在覓寶。十月二旬日，“佩鶴來談，攜示滇南畢扆臣新得醴泉銘一本，明初拓本也，氣韻尚存，筆盡已多掉真處。又梵鏡一面，中為準提象，四邊環刻準提呪，背為梵書外，復以嵌金細字，四周釋之呪象，并鍍金，制作盡精，審其字跡，當是元明番僧之物，愛不忍釋，請留置案頭，摩挲十日”；十一月廿七日，“經士又出示新得字畫，金冬心畫梅花，立幀超進神品，又分書立軸及羅雨峰畫佛次之，劉石庵、陳玉方、祁文端諸家信又次之，又見高宗純天子御書佛經及米南宮山川，……適藥階來，亦欲自炫其鼎，偕至寓齋，傾筐倒篋而出之，以瑤華道人及查二瞻山川冊葉為冠，其余等之”；十仲春十五日，“訪再韓，共賞新得字畫，宋拓懷仁圣教序，后有汪退翁跋，尚是真跡”等。（葉昌熾：《緣督廬日誌》，庚子年）不單覓寶，並且炫寶、賞寶，成為此一時代有此雅好的留守京官們可貴的快心之事。
二
前文所述宋廷模曾往賢良寺“晤楊蓮浦售珠，楊彝卿售珊瑚頂”。楊蓮浦即楊士驤，楊彝卿即楊文駿，乃李鴻章的議和隨員，同時正與盛宣懷等人睜開庚子救濟舉動。這是西北各省的官名流商，結合對京津地域的難官難平易近實行的一次救濟舉動。此中一項內在的事務，就是將西北各省會議室出租的公私金錢匯至京城。葉昌熾用于購置碑刻拓本的金錢，就得益于庚子救濟舉動中的各類公私救濟。作為救濟對象，葉昌熾另有余力搜購一些本身感愛好的碑刻拓本，那么這場救濟舉動的掌管者們顯然就更有本錢往大舉收羅各類奇珍奇寶了。與葉昌熾等京官的零碎購置分歧，盛宣懷采取了開寺庫的情勢。
庚子年閏八月十六日，盛宣懷致函楊文駿稱，“京都字畫必年夜賤，可否拉攏？可詢頌虞”。頌虞，名姚賡韶，盛宣懷的女婿，時在京城。經由過程與姚賡韶的溝通，盛宣懷很快便匯款五千，請其“代拉攏精品，務要廉價”，并表現寺庫以“十萬為度，方可商辦”。十月十三日，盛宣懷致函姚賡韶，對在京城開典當停止了全盤謀劃：
玄月二旬日泐復一緘，何時接到？十月初六日接玄月廿五日手書，藉悉五千兩業已收到，典當已定在工具牌坊北仁和原址，重整旗鼓，日后決無糾葛。必需在中外衙門立案。已與嚴小翁約定“恒豐”二字，計集股本十萬兩，應以一萬兩為一股。吳幼舲召集五股；足下召集五股，此五股之內，已招到嚴樂賢堂一股，蔡和厚堂一股，其余三股尚未招到。前已由匯豐銀行劃交電報局舊存洋二萬九千八百四十一元四角，又公砝平銀一千三百十兩。倒閉之初，即可隨時取用。此事應悉照生意規則，訂立合同。嚴樂賢堂、蔡和厚堂、陳詠記、顧詮記須各執一紙。我處五股，即請足下會同吳幼舲處事。源豐潤管事田君已回南，嚴處合同可交其代表人邱君畫押。蔡、陳、顧均請足下代為畫押。未來用款由匯豐救濟。極珍貴之物，寄存匯豐庫房。股本官利七厘，余利作十成，七成回股東，三成作花紅，取息三分，一年為滿，均可照行。惟同人之意，面前目今京中無典，暫為便平易近，承平之后，南人決不愿在南方留此財產。一年期滿，賣包之后，即須結束。坐落既佳，似不患無人接替。典屋能否暫租，統希足上面與吳幼舲妥商，列進合同為要。
京典規則，能否與江、浙雷同？齊君能否山西人？管事之外，能否有管錢之人？嚴小翁詢及，具體見知，可交總稅務司代寄為要。手頌近佳。【宣懷】
再，所擬另匯二萬，分設代步二處，照小押店章程，專收精品貴物，皆轉進典中，得利另算，可有自立之權。足下此法甚佳，蓋年夜典重在便平易近；小典重在收精品。年夜典本錢缺乏，以匯豐為后門；小典本錢缺乏，以年夜典為后門。此尤要緊。但小典必需俟年夜典開后，方能舉行，我擬將年夜典全讓別人做股，而我以兩萬金專寄跡下辦此小典，最為妥當。是以年夜典合同空出三股，隨后電致填寫。惟年夜、小典用人均須精緻。總之，好欠好全在足下，好則年夜功，欠好則年夜過，幸勿忽視。
前付五令嬡，如能得實廉價精品，看即寄知，如無可得之物，即存作小典本錢，切無另用為要。
金價卅換，到滬可得卅六、七換。此物不易寄滬，久存擱利，恐無年夜益。珠寶、惲王貂皮等，皆須至精至賤，方可瑜伽教室下手。再頌日祺。【宣懷】（盛宣懷檔案材料選輯之七《義和團活動》，424、425頁）
十一月初六日，盛宣懷再次致函姚賡韶，對于京城寺庫的運作有進一個步驟的唆使和設定：
十月十三復一函，十一、十八復兩電，計進覽。玄月三旬日先寄電內由匯豐存洋二萬九千八百四十一元四角，又公砝平銀一千三百十兩劃交尊處，作為典本，何故一月有余未奉來電？只接十月十三日來電云：“典初四已開，甚旺。典款幼舲可墊卅萬。前匯三萬已告匯豐，因病未謁，擬請撥”等語。未滿足下何故患病？豈洋款至今尚未撥用耶？
此間所允股本五萬，早已備齊，只候足上去電撥付。
彝卿回滬，交來足下親筆一單，所得王石谷諸物，注明賣價及值價，尤見足下為我處事當真，可感之至。（計十種，以及續得精品，均存尊處，來歲寄來。）
……
年夜典五萬，嚴小舫、蔡和甫均有股在內，照生意規則，合同不成不訂。吳幼舲極精明，足下須竭盡心力，與彼同事，悉照十三復函，必可妥善。
前信遺掉，另抄附覽。看速電復。（私密空間可信賢良寺電報局柏憲臺代發）。專頌雙佳。（盛宣懷檔案材料選輯之七《義和團活動》，473頁）
由上可知，寺庫名為“恒豐”，由盛宣懷與吳幼舲、嚴小舫、蔡和甫等合資開設，股本合計十萬兩。嚴小舫即嚴信厚，曾進李鴻章幕府，“以鹽務起身”，建立源豐潤票號，“一時營業壯盛，逞雄南北”。后在上海介入義賑事務，逐步成為義賑界的領甲士物。庚子年間，嚴信厚在李鴻章的唆使下，與盛宣懷等人一路在上海成立西北救急善會，對京津地域停止救濟。信中所謂“嚴樂賢堂”，即嚴信厚家族賬房稱號。嚴信厚在寺庫中投進了一萬元的股本，且“恒豐”寺庫的名字也是盛宣懷與嚴信厚配合擬定的，據此可見盛宣懷與嚴信厚關系之非統一般。蔡和甫即蔡鈞，曾任上海道，庚子年時為上陸地務局總辦。蔡和厚堂乃蔡鈞家族賬房稱號。蔡鈞在庚子救濟舉動中表示也很是活潑，先是向陸樹藩掌管的中國接濟善會捐錢五百元，后又向盛宣懷掌管的西北救急善會捐錢六千元。與此同時，蔡鈞還介入到盛宣懷確當展打算中，進股了一萬元，可見蔡鈞宦囊之豐。
在盛宣懷確當展打算中，吳幼舲是個要害腳色。吳幼舲又寫作吳幼齡、吳友麟等，庚子年時為北京匯豐銀行的大班。庚子國變時，南北之間的匯兌完整中止，盛宣懷及其西北救急善會為了將西北各省的籌款匯至京城，作出了各種盡力，包含與上海海關副稅務司、上海匯豐銀行買辦“熟商”，均無成果。后來，擔任西北救急善會北京分會事宜的楊文駿與吳幼齡商討，吳表現匯豐在京現銀良多，只需將善款交存上海匯豐，“由該行發一電來，即可交銀”。北京匯豐現銀良多，重要是由於八國聯軍在京擄掠而來的銀兩多存在匯豐銀行。京滬之間的匯款渠道由此得以買通。恰是有了如許一個方便的匯款渠道，盛宣懷在京開寺庫的假想才幹成為實際。“恒豐”寺庫可說是盛宣懷與吳幼齡配合創辦的，寺庫股本共十萬，一萬為一股，而吳幼齡就召集了五股，占有一半的股份。
吳幼齡手握大批現款，又是盛宣懷眼中“極精明”的人物，對那時京城字畫古玩市場的商機天然不會錯過，其網羅奇珍奇物的風聞甚至進進了葉昌熾的日誌：“匯豐洋行掌柜吳友麟欲以三令嬡購韓湜畫牛，有高宗純天子御題者。”有人論述吳幼齡其人其事:“他同清室王公親密往來，有些王公常將自宮內偷出來的古玩書畫，經由過程他做告貸的典質品。八國聯軍侵進北京時，良多親王貴族將稀世珍物一箱箱地存放在匯豐銀行，以保平安。這些古玩文物，此中被洋人賤價拉攏偷運國外的為數不少。”（許彥飛：《匯豐銀行及其大班漫記》，載《上海處所史材料》（三），212頁）這些親王貴族畢竟是將稀世珍物存放在匯豐銀行，仍是當給了“恒豐”寺庫或許低價賣給吳幼齡自己，已無據可考。不外，這些稀世珍物曾集中到匯豐銀行的庫房，應確有其事。如前所述，盛宣懷在給姚賡韶的便函中便特殊誇大：“極珍貴之物，寄存匯豐庫房。”
在姚賡韶的提出下，寺庫又分為年夜典和小典，“年夜典重在便平易近，小典重在收精品”，且“年夜典本錢缺乏，以匯豐為后門；小典本錢缺乏，以年夜典為后門”。盛宣懷吩咐姚賡韶“將年夜典全讓別人做股”，他本身則“以兩萬金專寄跡下辦此小典”。顯然，盛宣懷開寺庫，意在“收精品”。固然盛宣懷將寺庫股本限制在十萬兩，但“年夜典本錢缺乏，以匯豐為后門”的做法，表白寺庫的現實用款額度遠不止此。姚賡韶曾表現，“典款幼舲可墊卅萬”，即反應了這一點。專做小典的盛宣懷，表現“小典本錢缺乏，以年夜典為后門”，闡明其專門用來收“精品”的本錢應當也不止二萬兩。
三
盛宣懷開寺庫的收獲，雖沒有明白的材料予以統計和闡明，但在盛宣懷致姚賡韶的信中，有一條線索可見一斑：“彝卿回滬，交來足下親筆一單，所得王石谷諸物，注明賣價及值價，尤見足下為我處事當真，可感之至。”楊文駿護送被難官商返滬，交給盛宣懷一張姚賡韶親筆所書的購物單，所購之物即“王石谷諸物”。王石谷，名王翚，字石谷，號耕煙散人、清暉白叟等，江蘇虞隱士，清初山川畫家“四王”之一，“虞山畫派”的開派之人，生前身后一向被視為清朝最有代表性的畫家。秦祖永著于同治年間的《桐陰論畫》稱王石谷“獨開門戶，真畫圣也”。林紓稱“石谷畫為前清第一”，陳師曾則表現“有清一代之山川，王派實有擺佈畫界之權勢”。甚至到了平易近初，以王石谷為宗的“虞山派”及其與之有師承關系的“婁東派”，“在北京畫壇簡直獨占鰲頭”。賀履之在平易近國初年曾表現，王石谷的畫因被同光以來的鑒躲家“力為倡導一時”，以致不少王侯將相和巨賈年夜賈不惜以重金搜求，使得“其價值甚至軼宋元諸家而上之”。也恰是由于王石谷畫派在清末平易近初的宏大影響，及其“仿古畫、臨古畫”的創作方法，“王畫”成為新文明活動時代陳獨秀“美術反動”進犯的靶心。于此可見，盛宣懷在庚子年所購“王石谷諸物”，恰是那時加入我的最愛界的熱點躲品。
此外，在盛宣懷致王文韶的信中亦流露出他在庚子年所得的另一件寶貝：“宮府所儲，洋人掠載而回，實已不少。有一人得‘敬天勤平易近’御寶，將帶回博物院。當查‘文獻通考’，即以三令嬡購置，并酬以古玉，配以金座，特派縣丞馮出發（系馮慶鏞子，甚能勤苦），赴陜恭進，一切尚求看護為禱。”（盛宣懷檔案材料選輯之七《義和團活動》，497頁）這些大要只是盛宣懷在庚子年收羅的奇珍奇物的冰山一角。至于吳幼齡的收獲，更是無跡可尋。不外，其家族的財富狀態可以給我們供給足夠的想象空間。據上海貿易儲蓄銀行與中國征信地點1935年的相干查詢拜訪，“曾任北平匯豐銀行大班”的“吳幼舲家庭”，資產數“達1200萬兩”。（《收支于中西之間：近代上海大班社會生涯》，241頁）這筆宏大的財富積聚，吳幼舲作為大班的“薪金”支出簡直可以疏忽不計。當然，這盡不克不及證實，吳幼齡家族的巨額財富年夜部門都來自庚子國變時代的國難財，但亦可視為吳幼齡在庚子國變時代獲益相當可不雅的一個注腳。
盛宣懷寺庫的詳細經辦人是姚賡韶，王伯恭《蜷廬漫筆》有專條筆記：
命運之說，智者不道，然確有可托。姚頌虞者，盛宣懷之婿，少年美秀，又富有多金，為工部額定司員，永無補缺之看。庚子亂時，以兩萬金買得珠寶數簏，皆內府所躲也。回鑾，復重賄李寺人蓮英，丐其代為呈進。太后見之年夜喜，手取十八粒珠串佩之，蓋素所愛也。因問李云：“該員所費幾何？”李對聞系八十萬金，太后笑曰：“此在亂時耳，日常平凡足值二百萬矣。”李唯唯。立時傳旨賜宴，并命以道員即選，所謂特旨班也。已而湖南鹽道被選而補朱延熙。太后問何以，吏部以朱應得司業，既改補徐世昌，合行補外，更出缺出，當回姚得。不多又有一道缺，復為別人得往。太后甚怒，責問吏部，則適有一應補班到京，不得不盡其占先。太后怒曰：“事既這般，再出缺出，不補姚者，以違旨論。”吏部悚但是退。又不數日，蕪湖道有缺，認為非姚莫屬矣。姚亦甚自欣慰，余偶與姚相見于妙云處，為之稱賀。姚曰三日后引見，即可奉旨矣。余忽訝其色彩疲勞，問有何不適，答曰：“無他，第腹中微瀉耳。”夜間酒罷別往，越日忽得告，姚回竟一瀉而亡，真可驚嘆。前人常言，君相可以造命。由此不雅之，徒虛語耳。
王伯恭交游頗廣，筆記所述清末名流數十人，年夜多是“與之切身來往的經過的事況”。該則筆記講到姚賡韶逝世前一日，王伯恭與之偶遇扳談，以及姚的忽然逝世亡給王伯恭帶來的“驚嘆”之感，這些內在的事務大要失實。只是慈禧太后與李蓮英關于“十八粒珠串”價值的對話，顯得有點駭人聽聞。這種傳言進進筆記中，可見此類傳言在那時傳播之廣，予人印象之深，某種水平上反應了時人對于那些奇珍奇寶在庚子亂時與承平之時值值天地之別的廣泛認知。
《諫書稀庵筆記》中也有一則筆記，專記姚賡韶，稱“兩宮由西安回鑾，姚以十二萬兩購回宮內擺設古磁等物，獻之上，得旨以道員即選。適逢桂梧鹽道缺出，應即銓選，罷了玉樓赴召矣”。兩則筆記均記載了姚賡韶將庚子年間購得的清宮珠寶上貢以補缺一事，只是細節有異，一謂購置珠寶的資金是“兩萬金”，一謂是“十二萬兩”。據《外務府奏銷檔》，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工部候補郎中姚賡韶，將向外人贖回二十六年七月宮苑掉散之玉冊、玉寶擺設等件，報效恭進”。依據上述材料，聯合“恒豐”寺庫相干史料，可以確認姚賡韶恰是在經辦“恒豐”寺庫時，網羅了大批奇珍奇寶，并將此中一部門“報效”，以換取補缺的機遇。
盛宣懷、吳幼舲、姚賡韶等所獲珍物，基礎已不成考，而劉鶚的收獲則歷歷可數。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劉鶚攜巨款進都，購米平糶，活人有數。平糶之余，劉鶚還花“四千兩”購置了“書畫古玩”。（《劉鐵云太守來書》，《接濟文牘》卷五，40頁）據劉鶚之孫劉蕙蓀《鐵云師長教師年譜長編》“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條下言：
今年因年夜兵之后，清內府所躲及貴爵邸第、世家富家的長物，時被洋兵劫奪，散在商店；人家本身賣出的也良多，因此購得一些宋、元善本冊本及其它古器物。計所得宋、元版本，有下列各書：
北宋元祐本《史記》
北宋刊殘本《史記》九冊
宋刊《史記》一部
按此為南宋刊本，一九四〇年曾從頭呈現于北京琉璃廠肆。表舅何楚侯師長教師，見有鐵云師長教師印記，取以相示。為小字精刻的巾箱本，共三十二冊。完全如新。索價八百元，力不克不及購，嘆息退還。后售回燕京年夜學藏書樓，不知明天能否躲于北京年夜學。
宋刊《西漢詳節》十冊
宋刊圖纂互注《荀子》
宋咸淳刊《說苑》，藝蕓書舍躲
宋刊《年夜不雅類證本草》殘本十冊
元刊《唐文粹》
元刊《宋文鑒》
元刊《屏山集》
元刊《詩學集成押韻淵海》殘本七冊
元刊《圣朝混一方與勝覽》
天祿琳瑯躲殘書十九種
永樂年夜典三本
除古籍外，還有“立為簋”“虢文公鼎”“鳳尊”“史農觶”“舉父癸爵”“番中吳生鼎”“秦詔版”“漢赤泉侯印”“夷陵長印”等古器物，“黃年夜癡山川”等書畫，以及“宋拓多浮圖”等碑本。按劉蕙孫的說法，上述字畫古物均購自庚辛之際的北京城。在1902年末前往上海前，劉鶚持續在京城搜購字畫古物，此中包含“以二千元購得王懿榮舊躲漢印古錢及瓦當”，當然還有有名的殷墟甲骨。前往上海后，劉鶚接踵出書《鐵云躲龜》《鐵云躲陶》《鐵云躲貨》和《鐵云印躲》。
1907年12月4日，劉鶚在《時報》登載《國學求沽》廣告，公然出售部門加入我的最愛，此中包含“商太卜躲龜，計鉅細一萬二千片”；“現代秦漢印章，二千余方”，“其中年夜鉥十余方，小鉥六七百方，漢官印百余方，私印千數百方”；“周秦漢三朝瓦當”，“合計一百九十余品”；“宋拓碑版”，包含“北宋拓懷仁圣教序”、“宋拓九成宮”、“宋拓皇甫碑未斷本”、“宋拓麓山寺”；“唐宋名人字畫”，包含“唐顏魯公三表原稿卷”“宋米元章書送李愿回盤谷序”“五代董源巨然山川兩幅合裝一卷”“五代徐熙山禽圖卷”“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圖卷”“宋許道寧云出山腰圖卷”“宋劉松年宋九老圖卷”“宋趙昌花鳥圖卷”等。
劉鶚所躲各類字畫古物，雖不克不及說完整是其在庚子國變后兩三年內購于北京的，但年夜部門得之于這一時代的京城，應是毫無疑問的。劉蕙蓀表現，其外祖父羅振玉曾對他說：“那時北京古器物充滿市道，汝祖父實有意收買，倘有興趣收買，以二三萬元的成本，可以收價值一萬萬的工具。”（《鐵云師長教師年譜長編》，83頁）
因公然出售躲品，劉鶚還惹上了一次文字訴訟。1908年4月2日，吳芝瑛在《時報》頭版登載一則名為“劉鐵云師長教師鑒”的告啟，宣稱其夫廉泉在辛丑年間向劉鶚借京平銀一百兩，以宋拓李北海云麾碑作抵，“承允可隨時取贖”。后來，廉泉佳耦備款取贖，劉鶚又稱“欲取贖，必償十倍之息”。現聞劉鶚欲將此碑“據為己有，訂價出售，不堪私密空間駭異”。吳芝瑛表現，“酷好此碑，視異性命，決不輕棄，應若何認息、取贖之處，看彼此各托公平人會談，芝瑛無不遵命”。劉鶚很快予以回擊，表現那時是以百金買貼，而非質押，并稱“旁邊此帖系庚子年得諸福山王氏空宅中，亦非尊府舊躲也”。（《廉惠卿師長教師鑒》，《時報》1908年5月16日）
劉鶚暗示吳芝瑛此貼去路不正，“情同竊取”。畢竟孰是孰非，有學者專門停止了考據。據云，該貼乃廉泉“講座場地庚子年得之于京師琉璃廠宏榮堂，價六十金”，由吳芝瑛向其叔父吳汝綸“挪款購得”，并非得自王懿榮“空宅”。劉鶚的登報講明為“欺人之談”，意在混雜現實。（《中國近代文學史證——郭長海學術文集》，第179-185頁）經由過程這段文字公案，亦可一窺庚辛之際北京古文物市場的年夜致狀態。
